今天去医院看望了姨妈，原定上周的手术因一些复查和转院之事被推迟到明天进行。她气色还好，连日陪夜的小姨和大姨夫看起来很累。
边上的病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，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一动不动的，张着的嘴里通着氧气管，窗边有五位家人，都直勾勾地看着老人。期间医生进来，为这个病人办转院手续，要转去浦东的重症病房，来了许多人，要把老人挪到担架车上送上救护车。医生说，在供的氧气浓度百分之五十，但好像病人的心肺功能还是很弱。临搬走时一个医生拿出一张类似病危通知单的东西让家属签字，意思让家属悉知转院途中可能会遇到的突发状况。顿时大家都沉默了，在房里的家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在走廊上的家人问别的医生说，怎么把责任推给我们？医生答，这不是推卸责任，我们当然要负责，只是要让你们知道，路上情况不可测，病人挺不挺得过不好说。老人搬走后，护工开始收拾病床，好多仪器都要搬走，多到因为放置不下而暂时挪走了边上床病人的柜子。
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种直逼人心的死亡的意味。爷爷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那以后十几年来家里未曾遇到此类的离别，和医院也很少有交集，今天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“认真地”感受到医院气息，那种住院部里弥漫着的压抑感。姨妈被查出患病后，妈妈和小姨几近崩溃，身为独身子女的我不能完全体会到她们姐妹间的感情，这感情浓厚得甚至超越了婚姻。昨天表哥在我家附近找房子租，让亲戚都能住在一起，为了姨妈出院后照顾起来方便些，他问我：“我要找个好房子，好让小姨住得舒服，她对我妈比我对我妈重要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我六岁的时候得过一次腮腺炎，住院两周，家长不能陪，因为是隔离病房。然后爸爸妈妈就在晚上离开医院后绕到后面小花园里，走到窗边往我这里看，和我说两句话再离开。那时做过一次骨髓穿刺，做完后护士阿姨说要平躺着不能用枕头，但是我好难受啊就用脚扒拉枕头一直扒拉到脑袋这儿偷偷枕着，后来护士看到后立即把它拿掉了，说，不能用哦用了会死掉的。唔，会死掉的，我真的相信。最近妈妈告诉我，那时候爸爸可担心可难受了，因为儿童病房边上，就是太平间。我方才体会到，面对死亡，孩子比大人承受力更强——因为孩子不懂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切刻骨铭心的感情都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，为什么越长大越觉得：生之不易。
我翻开一些模糊不可靠的记忆，分明看到了一串叫做“活着”的主旋律，流淌在每个人的岁月里，时而奔涌时而宁静，但始终高深莫测，变幻万千。神奇到你若是不经历，就根本不能明白，也丝毫无法预测，更不能任你挑选。所以人会有信仰，会有寄托，相信鬼神，皈依佛灵，宁可相信这一切是他人安排好的命运，也不愿去争取掌握住自己的旋律。
到现在我还是能感受到刚才在医院看到的那一幕幕气息，看得那么真切又令人心慌。
死生之大，岂不痛哉，生之所幸，吾等当惜。